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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文件”有问题 国民“上书”管用吗? 破法
发表时间:2021-02-21

  首先要解释下哪些情况可以逮捕。据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对有证据证实有犯法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该予以逮捕。2013年4月,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印发了份司法解释性文件,对“附条件逮捕”作出解释。据上述文件,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对于可能被判10年以上有期、无期或逝世刑的重大案件,合乎规定情形,可以依法逮捕,并对侦查机关提出“捕后持续侦察取证”的要求。

  于晓娟就是在文件下发一个多月后(2013年5月26日)被当地检察院“附条件逮捕”的。2015年11月30日,内蒙古高院下达刑事裁定书,于晓娟因欺骗罪被判无期徒刑。裁决生效后,苗永军开始着手申述。

  在第二十三次全国处所破法工作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提到,存案审查有两重功效,一是保障中心令行制止,二是保证宪法法律实行。要切实增强备案审查工作,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对那些可能与中央精力或与改造方向不一致,或在执行中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甚至重大争议,或因事实情况与立法之初比拟产生重大变更而不宜继承实行等情形,都要深刻研究,适时作出调剂和完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说。

  在北京,有三位传授和一位人社部研究员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寄去了一份审查建议书。

  今年6月28日,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对于修正上述条例的决议,删除了“交警可以扣留车辆”相关条款。

  去年9月23日发出的《申请审查建议书》,申请人是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服刑的于晓娟,发出者则是于晓娟的代办律师——内蒙古星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永军。

  苗永军说,对被“附前提拘捕”的于晓娟案,当地司法机关以为他们的根据是最高检宣布的文件,“不什么问题”。但法律划定,“对国民政治权力的剥夺、限度人身自在的强迫办法跟处分,只能制订法律。”

  “近年来,多个地方公布或订正了方案生育条例。其中广东、云南、江西等地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与违反地方筹划生育条例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联、聘请合同)或者解雇、开革。咱们研究认为,此类规定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9条关于用人单位可以即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的规定。由于该条文属于关闭列举式规定,而违反规划生养法的情形未被列入其中,并且《劳动合同法》和其余法律都没有受权下位立法可增设用人单位即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的规定。”

  在苗永军提供应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申请审查建议书》中有这样句话,“申请人发现‘附条件逮捕’的‘出生’有问题”。

  敢“吃螃蟹”的人不止一个

  这次会议还提到,只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在人大监督对象的规模之内,其制定的标准性文件就必需纳入备案审查范畴。人大可通过自动审查、被动审查、重点审查等方法进行备案审查,对组织、公民等提出的审查建议进行处置。

义务编纂:桂强

  2016年4月,他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议审查《杭州市面路交通平安管理条例》,撤销条例中违背行政强制法设立的行政强制措施。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部分开端着手研究条例修改计划,决定将条例的修改列入2017年立法打算。

  教学们倡议,为改正和避免地方立法随便冲破法律规定,对地方立法中增设用人单位即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情况的规定予以审查。

  原题目:“红头文件”有问题,公民“上书”管用吗?

  案件

  苗永军认为上述文件“不太正当”。他看了良多材料,“监视法说公民可以对两高的司法说明提出审查建议。”他即时会面在监狱服刑的于晓娟,经其批准,着手写了上述的《申请审查提议书》,并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详细承当公民、组织审查建议研究职责的工作机构。最初,苗永军认为提出建议“不会有什么成果”,但最高检却有了动作。

  起源:北京青年报

  苗永军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毕竟什么是“附条件逮捕”,545511.com

  有位叫潘洪斌的人,因为一封信登上今年《法治中国》第二集《大智立法》的节目。

  他查阅了相干规定,没有发明非灵活车在这类情形下能够被扣留或强制托运回寄籍的条文。

  “寄:北京市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收)”,2016年9月23日上午,份长达6页的《申请审查建议书》被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最高检两份司法解释性文件进行违宪违法审查。邮件的背地有法律支持。监督法规定,公民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抵牾,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

  “装上牙齿”让监督硬起来

  遭“附条件逮捕”被判无期

  2015年10月10日,家住杭州的潘洪斌骑着一辆本地牌照的电动自行车路过杭州环城北路与莫干山路口时被执勤交警拦下。依据《杭州市途径交通保险治理条例》,交警要查扣他的电动车并托运回客籍。

  以上,是沈春耀在上述座谈会上作出的结语。在他看来,“备案审查”仍需“加强和改良”。至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装上牙齿”让监督硬起来是主要一环。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是建议人之一,他告知北青报记者,固然懂得《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认为向全国人大发审查建议“很畸形”,但就他个人而言,用这种方式反应问题仍是第一次。

  沈春耀指出,要放松研讨树立健全阐明、沟通、通报、函询、约谈、督办、纠正等工作机制,踊跃摸索实际,在敢于监督、擅长监督高低工夫。发现可能存在守法违规问题的,要及时约谈函询,督促纠正;必要时依法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看法,明白督办程序和时限,加大督促力度,预防“久拖未定”。“对于经由沟通和谐后制定机关依然迁延推诿、不予纠正的,要坚定依法撤销。”

  2017年4月28日,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下发《关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的通知》。告诉称,“从即日起不再履行《关于国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今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实用‘附条件逮捕’。”

  解读

  苗永军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近年来,国家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须要作出较大调整,但一些地方立法不能及时跟进,影响改革举动落地落实;一些地方立法打破、躲避国度法律法规,制约公民、组织权利或者增长公民、组织任务,增添部门权利或者减轻部门责任等问题时有发生;个别地方甚至受好处驱使搞‘立法放水’,下降国家法律法规尺度,造成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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